前言
2010-2012 年間我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(UCLA) 進修碩士，鑽研多媒體設計藝術 (Design Media Arts)。我住在全新完工的 720 Hilgard 研究生宿舍，除了有車位外，走路就可以到 Elon Musk 住的 Bel-Air 社區。Hilgard Ave 是規劃給 UCLA 姊妹會的一條路，環境整潔安全，每天我出門都會與成群的可愛女學生擦肩而過。那時我 23 歲，有獎學金跟助教補助，沒有學費困擾，在加州的新鮮空氣與金髮少女環繞中生活，陽光下開著自己的車，似乎整個洛杉磯都是我的迪士尼樂園。但在我 25 歲時，我決定放棄 MFA 碩士學位離開校園。
UCLA 在台灣父母眼中是一所名聲響亮的學校，也是許多學生求學的目標之一，因此我輟學的決定讓身旁的親戚朋友感到不可思議。我並沒有遭受校園霸凌或種族歧視，不是繳不出學費，我的 GPA 有 3.823，成績也在水準之上，我純粹覺得我當時追求的學位沒有意義。多數人至今不能理解我為什麼要離開 UCLA，但我相信我做這個決定的道理，並希望有更多家長與年輕學生能從我的觀點中找到自己的路。
申請研究所的動機
大學時代，我就讀賓州匹茲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學 (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) ，主修美術，當時覺得畢業後繼續唸研究所似乎是唯一選擇。首先，台灣的教育觀念從以前到現在，都提倡高學位，有了高學位，才會有穩定工作的門票。父母與親戚朋友也總是灌輸：「你大學讀美術會餓死」、「如果不讀個碩士哪有公司要你」，所以我確實害怕只有美術學士會找不到工作。第二，進修 MFA 在美術學院中是一種風氣，因為普遍認知裡的職位，例如美術教授，都要求基本的 MFA 學歷。第三，我在美國讀大學時是拿學生簽證，不上研究所就沒辦法續簽，只能回台灣當兵。三者因素下，進修 MFA 成了一個拖時間與解套的出口。大學第四年時，我申請到 UCLA 的研究所 -- 畢業後同年秋季便又繼續回到校園進修碩士。
當時我選擇進入多媒體設計 (DMA) 研究所，因為我認為傳統美術 (fine arts) 的發展有限 ，繼而對新媒體 (new media) 與多媒體藝術 (media arts) 產生濃厚的興趣。我對多媒體藝術的不熟悉，反而讓我有了有新鮮感與好奇。再者，我當時認為多媒體藝術是美術與科技的完美結合，一個理想與實際的妥協 -- 因為它與科技產業有連結，對就業比較有保障，想像中，多媒體藝術學位可以讓我繼續參展並保障一份正職。
進入研究所後的認知反差
2010 年實際開始碩士學業後，我很快發現多媒體領域其實沒有我想像中理想，並往往處於藝術框架的邊緣。對這領域越熟悉，我越了解到，多媒體學位在有使用多媒體的產業裡確實有工作機會，但卻很難進入產業核心，並且日後有可能成為失去主動權的創作者，這讓我感到十分擔憂，漸漸對這領域失去了原本的熱情。最後誠心面對，我發現多媒體藝術不是我創作或就業的解答，只是我本身暫時的妥協。
在研究所的學習模式並非選課與累積學分，而是要自主決定一個主題，漸進式往訂好的目標發展，時間與資源要主動去詢問與發揮，不像大學是由教授來指導分配。在大學時期，我可以照著既定的進度走，但在研究所，如果找不到研究方向，心思很容易從教室遠去。
另外，我就讀研究所目的之一是為了延續美國簽證，但當我研究所畢業時，如果找不到可以給予工作簽證的公司，我一樣會碰到簽證的問題。進入 UCLA 買到了更多時間，但並不是解決我問題的答案，從名校畢業，就真的可以獲得保障簽證的工作嗎？
在就讀研究所的前一個暑假，我有機緣去到矽谷的新創公司 Sifteo 實習。在 Sifteo 的那段日子裡，我參與到他們第一輪募資與產品開發，初步見識到遠大於校園的職場世界。那次寶貴的經驗讓我認清只有學位是不夠的，我在實務、技術、執行力上都離所謂矽谷人才還差了很遠，可想而知，離開學校大門時，我的工作選擇會非常有限。
2010 年，剛進研究所時與同學的合照。
履歷
實際實習的經驗，讓我明白職場與教室不同，我認為我迫切需要工作經驗。
在 Sifteo 認識了軟體設計的高手後，我開始積極學習程式語言。為了磨練自己的設計與程式編輯實力，研究所一開學，我就開始外接開發網站的案子累積經驗。除了跟 Sifteo 談好接下來的暑期實習外，我也申請到就近洛杉磯媒體公司 GOOD 的秋季課餘實習。2011 年一月，我便已經安排好 2011 年暑假到 2012 年的工作行程。
2011 年六月，研究所第一年快要結束時，我又遇上一個創業機緣。我收到一封來自心理系教授 Sean Y. 的信，詢問我是否有興趣加入他們的新創團隊。團隊中有 Sean 這位史丹佛大學畢業的心理博士，Tyler R. 這位畢業於哈佛大學並在華爾街工作過的創業家，還有 Tom S. 是史丹佛畢業的律師。他們邀請我進入他們團隊成為第四位成員，負責一份簽了保密協議的產品的前端工程與設計，並給予我 4% 的股份。
我一口答應，心想 :「天啊，這機會太好了！」
可惜的是，這份產品沒有開發成功，我也因此在和他們合作半年後離開了團隊。但這次創業的經驗相當可貴，遠遠超過學校的課堂。我親身經歷計畫與設計一項產品的過程：從零開發到讓使用者測試雛形、研究產品法律規範。我發現，與比我還聰明的人肩並肩工作，比研究所的作品與討論更具啓發性。
在合作的這段期間內，我的心思完全不在課業上。我甚至還曾問過系主任可不可以退回助教補助，不當助教，讓我有多一點自己的時間，但被否決。那段時間裡，我踏進校園的小時數只有每週義務擔任助教的六個多鐘頭 (後來連碩士課程都幾乎沒去)，除此之外我都在校外或我的房間裡工作，每天從下午開始一直搞到隔天天亮。回想起來，我只有在研究所一開始的 2010 年九月到 2011 年六月有去上過課。
第一份工作約
2012 年春天，我已在 GOOD 課餘實習約半年。當時我負責開發一個簡單的 Ruby on Rails 和 JavaScript 繪圖應用程式，有一天公司的科技長 Doug Sellers 叫我去會議室與他面談。
Doug 的個性非常討厭開會，所以會議室門一關上他就說：「我們希望聘你當全職的軟體工程師。」
五分鐘後，我獲得了一份全職工作以及工作簽證的保證。終於，我這些日子的努力有了確實結果，卸下心中大石，我當下的感動無法言喻。
那時我二十五歲，就讀研究所第二年；美國經濟正在大蕭條，新學期正要開始。
Doug 給我的工作合約年薪為 $80,000 美金；2012年的美國家庭年收入中位數約 $50,000 美金；一般初等助理教授收入約 $60,000 美金。我沒有綠卡、沒有家庭背景、沒有碩士學位、只有大學美術系畢業，靠著自己的實習找到了我的美國工作。
確定休學
下定決心離開研究所比我想像中的容易，儘管 UCLA 是在美術與多媒體藝術界中都極具盛名的學校，眾多教授在業界也都有很高名望，但卻因此造成許多學生在乎校園的人際關係多過自我成長：有位女同學在做作品評論時，總是應合與重複教授說的話，雖然討好了教授，但我卻認為是浪費了作品評論的機會，對作者不公平。這種被默認的學風，本來就非我所好。
再者，由於 UCLA 的名聲與文化產業關係，造成一些教授的重心與時間放在自身成就大於教育義務。教學生對他們而言只是公務而非責任，這讓我對學校感到灰心。儘管我在 UCLA 遇到的教授大部分都是世界級的教育家，對我也不薄，但我依舊對於學校沒有太多好感。
事後回想，因為我過多的外務，本來便已與同學們漸行漸遠，因此我對系上感情不深，再加上我求職的慾望明顯大於求學，可能更造成我放大了對校園環境的負面觀點，在兩者的催化下，我對上課和創作的動力幾乎已經停滯，找到了工作後，離開學校更是理所當然。
我去找系上的研究生補導主任 Sara L. 面談，請她簽署我的 OPT (選擇性職訓簽證) 並確認休學。
她義務性地問 :「你確定要休學嗎？有了 MFA 學位，你才能找到更好的工作。」
Sara 有博士學位，在加州大學教育系統下工作，比我年長許多。我看著她，心想她的薪水不一定有我的薪水高，MFA 畢業一般最好的工作是受聘當助理教授。
「我很確定。」
2012 年， 我在 DMA 工作室的桌子。
事後回想
我後來和 Doug 聊起這些往事，他說 :「你早該休學了！」
仔細思考，我和研究所同學們一開始就抱持不同的心態進入同一個工作室。他們想往多媒體藝術發展，我想去矽谷發展；他們想當好研究生，我卻在做實習生；他們追求一張 UCLA 文憑，我在找一份美國工作。
老實說，研究所第一年結束時，我已經幾乎耗盡我的創作靈感。我還太年輕，一直住在學校的象牙塔裡，有父母的財務支持，沒有歷練，創作深度已到達當時的極限。我需要接觸真實社會，用自己的能力付房租、體會職場階級、被拒絕、被接受 、看清自我膚淺、感受下班後的城市孤獨、週末確幸的短暫、必須面對自身的平凡面，才能知道創作的意義。
進入職場前的我缺乏基本人事歷練，我的作品只是在回應課堂上的概念與理論，雖然有基本學術深度，但沒辦法連接到更深的人性情感。我所能反應的題材也受到本身的經驗所限制。當時認為學習上的困難有許多校園內外環境的因素，但其實阻礙我創作最深的原因，難道不就是我對這世界的觀點與自我生存能力的不足嗎？
如果沒有創作動力，那讀研究所的意義又在哪裡？
搬離 Hilgard 宿舍時，我曾決定 :「再來幾年我都不想從事任何創作了。」
但或許這幾年工作後，我可以再次找到創作方向。
結語
我不反對讀研究所，但我反對大學生沒有基本工作經驗就進入研究所。
剛搬到加州時，看到好萊塢的看板，年輕的我也自我膨脹。忘記謙虛的建立我與教授、同學、與學生的關係。當時的我，不懂得珍惜難得的友誼和機運，一直到得到第一份正職工作後才知道校園裡朝夕相處人情的可貴。我在研究所的人際關係，因為我的傲慢無知而疏遠，如果我有多幾年的實務經驗後再進入校園，我會能更加珍惜我周圍的人事物。
有了社會歷練，我也會對自己的研究有頭緒，創作會有更多的題材。我會更懂得如何善加利用學校提供的資源，因為現在回頭看我才明白那些資源是什麼、為什麼存在、又如何與校園外的大環境連結。一間工作室對研究生而言是理所當然的，但對一個白天要上班付房租的創作者而言是得來不易的空間；辦一場展覽學校可以簡單安排，但出了校園，或許就連要搞清楚該跟哪一位負責人聯繫都要花上時間與金錢。
我不認同傳統直線式的就業概念：要大學畢業、讀研究所相關碩博士，才能找到一份安穩的工作。
在職場上，你的學位不是最重要的。一個人在學校有好成績，並不代表他懂得團隊合作；從名校畢業，不代表他可以在工作環境裡自我學習。不管是在矽谷經歷過的新創公司 Sifteo、史丹佛與哈佛畢業生組成的超級團隊，或是洛杉磯的媒體公司 GOOD，他們最在乎的都是我的執行能力，而不是我的美術學位。如果我沒有辦法在有限的時間內學會 Ruby on Rails 的基本架構，並架構出指派給我的應用程式，Doug 也沒有理由雇用我，我不是因為我的研究所文憑而找到第一份正職工作，因為我壓根沒有那張昂貴的紙。
我希望年輕的學生能理解到就業沒有一定的方程式，有文憑也不保證就有好的工作或安穩的生活。如果你能跳脫出這種直線式思考，你其實會有更多的機會。不可否認，如研究單位或教育機構這類職場，確實會要求學歷。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規則，但也有許多書本上沒寫到的工作存在，學校與學位只是規則中的一部分，重點是不要讓它們限制你的視野。
我大學美術系畢業，一個公認沒有用的學位，我沒有碩士，我沒有餓死。
迪士尼樂園 It's a Small World。
後記
如果我有機會再回到研究所，我會花時間多交朋友。我離開 UCLA 最大的遺憾，就是沒有珍惜我在學校裡的友誼，一直到失去了才明白。洛杉磯秋天的下午，能和一群來自不同城市而有共同興趣的年輕人，在聖塔莫尼卡海灘上，戴著廉價墨鏡，脫了鞋，腳指頭踩在熱熱的沙裡。讓南加州的海風吹亂了頭髮，太陽下被不分你我的影子跟隨，天馬行空的對太平洋敘說藝術和設計理念。我們的未來好像沙灘上的足跡一樣，有無限改變的可能。那一刻風景非常美好。
- 曾慶強 Rexy Tseng